人口问题是国之大者。近年来，我国人口发展面临转折性变化，2021年的人口增加仅为48万，这个数字意味着我国即将进入人口负增长的阶段。我认为当下我们必须关注出生人口持续走低问题，从制约群众生育的主要因素入手，推动适龄婚育，提振生育水平。

出生人口下降是多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：

一是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规模下降。近年20-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年均减少约400万，这是带动出生人口数量下降的重要因素。

二是年轻人婚育观念显著变化。当前，90后、00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，绝大部分成长和工作在城镇，受教育年限更长，面临的就业竞争压力更大，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。婚姻推迟增加了女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，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。同时，生育意愿持续走低，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减少。

三是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偏高加重了生育顾虑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，住房、教育、就业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居高不下，加大了年轻人生育顾虑。相关配套支持政策不太衔接，托育等公共服务不太健全，让许多年轻人在生育问题上犹豫不决、望而却步。

此外，新冠肺炎疫情也对部分群众婚育安排产生一定影响。

2021年6月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《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》，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和配套支持措施。下一步各地方各部门还需着眼群众最期盼的生育、养育、教育等工作，出实招、出硬招，我认为关键在两个方面：

一方面，推出系列配套措施，推动落地见效。可以大致分为三类：时间支持，包括延长产假，设置育儿假、陪产假等假期制度;经济支持，包括给儿童的津贴，给父母的育儿补贴金，以及税收减免政策等;服务支持，包括社区托幼、发展普惠托育、居家帮助、课后照顾等。

另一方面，育龄女性权益，增强育龄女性生育意愿。落实生育假期制度，生育成本应由国家、企业和家庭共同分担，利用政府补贴、税收减免手段等多种措施，适当分担用人单位的成本，从而减轻家庭特别是育龄女性的后顾之忧。针对女性在职业发展和婚育抉择方面的困境，更要从家庭内部鼓励代际支持和男性参与，倡导适龄婚育、代际和谐、性别平等、责任共担的新型家庭文化。